我们到美国的第一年，小儿子上三年级。儿子就读的学校，一至三年级的班级里，每天老师都会需要有家长到班上做义务助教，也叫“教室妈咪”。于是，我有了一年的“教室妈咪”的经历。

      儿子初到，读的是语言班，数学教材和普通班一样，但语文课的教材则不同。儿子的老师是位五十开外的女老师，姓路易，有着三十多年的语言教学经验，对学生非常负责。班里有25名学生，按语言程度分成A、B、C三组，教材只有一本，所以老师还需要根据学生的程度为他们准备不同的教学大纲、阅读材料和测验题目，分组教学，工作量是很大的。我们这些“教室妈咪”需要把老师选中的文章复印装订，分给各组学生。分组教学时，老师教一组，“教室妈咪”会领着另外两组练习听力、听写单词或阅读文章。老师会根据我们这些家长的英文程度，让我们做不同的工作，有的做助教，有的把学生的美术作业贴到墙上，让教室更美丽，更吸引孩子。因为金融危机，学校经费不足，师资短缺，有些学校撤掉了语言班，把学生合并到我们学校，这样，儿子班上的孩子增加到32个，路易老师实在忙不过来时，有时会让我和另两位英语程度较好的家长帮忙判作业、测验词汇。开始时，我每周有固定的一天做“教室妈咪”，后来，班里有事，老师会主动找我，问我能不能帮忙。于是，我每周会在班上多呆半天，我的日子越来越充实了。

      我很喜欢“教室妈咪”这个工作，因为这不只可以让我近距离地了解班里的教学安排，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同时，我一直希望两个儿子能有主动和开放的人生态度，我这样做也算是给两个儿子做个榜样吧。做“教育妈咪”的另一大收获，是让我和老师、和来自各国的家长们成了朋友。

      第三学期（这里的学校是三个学期一年）开始时，班里新来了个韩国男孩，叫俊恩，性格看上去比较内向。因为来得晚，他甚至跟不上最慢的C组，有时会急得掉眼泪。每到我做“教室妈咪”时，总会对他多关注些，路易老师也会特意让他和我坐在一起，对他进行个别辅导。我用画图、打手势、换成更简单的同义词等方法，设法让他明白题目的意思。每次他交作业时，我会表扬他的字写得整齐又漂亮，让他感到自信。几个星期后，他已经能够和C组的同学一起听课了。看到他脸上多起来的笑容，我非常开心。一天放学后，在校园里，一位韩国妈妈和我打招呼，用不熟练的英语告诉我，她是俊恩的妈妈，非常感谢我对她孩子的帮助。还告诉我，俊恩说，他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儿子Howard。

      我们班每天有两位“教室妈咪”，一周有十位妈妈在班上做义务助教。班上学生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越南、伊朗、埃及、墨西哥、法国，“教室妈咪”中有5位日本妈妈，1位伊朗妈妈，2位韩国妈妈，1位法国妈妈，和我--1位中国妈妈。我们这个班是语言班，家长多是新移民，多数妈妈的英语还不过关。日本妈妈多是随先生来美国，她们的先生都在日本大公司工作。尽管这些日本妈妈的口语程度还不太好，但重视孩子教育的习惯使她们成为“教室妈咪”的主力。班上有7个孩子来自中国，其中5个来自大陆，一个来自台湾，一个来自香港，但只有我一个报名当了“教室妈咪”，其他几位妈妈中，有一个是访问学者，要上班，另外几人都觉得自己英语不好，不好意思来。我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妈妈来参加学校的志愿服务，所以一直动员她们。

      春节快到了，路易老师问我能不能组织班上的中国妈妈，给孩子们介绍中国的春节风俗，我答应下来。在之后的一周里，我把另外六位中国妈妈聚到一起，把老师的希望转达给大家，也向她们说了我的设想。我用PowerPoint软件制作了关于中国年传说和习俗的幻灯片，给孩子们讲了个童话故事：“年本来是个怪兽----”，有的妈妈提出可以给孩子们吃饺子，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我们到华人超市买来了春联、灯笼、窗花，在活动当天的早上布置好了教室，从家里拿来四个电饭锅，买了一次性碗筷，我还从家里拎了一瓶醋。我讲故事、放幻灯时，另几位妈妈煮饺子分给孩子们，小家伙们吃得可香了！最后，所有中国孩子站到教室前面，向大家拱手拜年，并教全班同学用中文说：“过年好！”

      这次活动后，班里中国家长的热情明显高起来，以后，在学校运动会、嘉年华活动的志愿者中，都有了我们班七位中国妈妈的身影。最让我高兴的是，在学校组织的多元文化节上，我们班所有的中国家长，包括爸爸、妈妈，都参加了准备工作。在我们班的带动下，其它班也有中国家长参加到我们的行列中，完全改变了以往华人家长不积极参加学校活动的情况。文化节那天，我们组成了人数最多的家长参展团。那天，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为中华文化感到骄傲。

      学年结束时，路易老师过来拥抱我，对我说：“Sharon，你非常出色，你为我们准备了那么多精彩的活动，我真高兴能有你在咱们班！”她的话让我很欣慰，因为我知道，以后她想到我，并不只是Sharon, Howard妈妈，而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