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专职主妇，生活圈子不算大，认识的人也比较有限。但两年来，我还是结识了不少的华人朋友。他们的的职业、生活可以说是相当不同。

      两年前才到美国落下脚，公寓还没租，第一星期先暂住在朋友郭先生家。郭先生是先生的朋友，两人认识已近二十年了。他祖籍安徽，出生在台湾，大学毕业后，来到美国继续求学，以后在这里成家立业，把父母都接来美国。他先做工程师，后来在一家投资银行做投资顾问，是这家投资银行的合伙人。他太太也是台湾人，非常热情开朗，在一家有相当规模的制药公司负责有十几个人的电脑部门。  三十多年来，夫妇二人白手起家，事业逐渐发展，房子由小换大。他家现在这幢房子位于半山腰的高档社区，大约有四百多平米，是十多年前请建筑师专门设计的，很漂亮，屋外有很大的花园、草坪和喷泉。

      他们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后就搬出去住了；虽同在大洛杉矶地区，但小伙子忙着自己的事，一个月才回家一趟。能说中文，语速虽慢，但还算流利，发音也很标准。体格极健壮，上学期间一直是学校橄榄球队的队员。郭太太说，儿子上高中时写日记，说自己感到困惑：橄榄球队中都是白人、非裔，只有他一个华人。他有两个不同的朋友圈子，一个圈子是队友，是白人，另一个圈子是生活学习中的朋友，基本是亚裔。

      孩子既已搬出，两人都才五十多岁，身体还很好，所以继续工作，渡假去夏威夷、欧洲。也许是年纪逐渐大了，开始思乡，郭先生不久前发给我一份邮件，内容是关于安徽北部山区留守儿童的。他说很想知道这个村子在那里，想去看看，为当地做些事情。

     先生的另一位朋友程先生也是同样白手起家，从一名学生发展到今天，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们夫妇都是东北人，是刚恢复高考那两年的大学生，在八十年代到美国读研究生。付了第一个月的房租，口袋里就不剩几个钱了。然后，赶快找地方打工。当年，两人都在餐馆打工，程先生骑车送外卖，程太太涮盘子、招呼客人。听他们讲到这一经历，我才明白，为什么每次在外面吃饭，程先生给小费总会多给，程太太总不愿麻烦服务员多换一次盘子。程太太说，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当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一只胳膊伸出来，上面摆个大托盘，上面能摆十几个空盘子，另一只手还要不断去收桌上的脏盘子。每天晚上收工回家，可累了。程先生说，当年我们餐馆老板有辆奔驰，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有这么辆车，我就知足了。

      现在他们可不只是有一辆奔驰。程先生做石化设备贸易，程太太自己有一家保险经纪公司。他们平时住在一处近四百平米的花园洋房里，又在高尔夫球场买了一座非常美丽的别墅，里面的装修都是名家设计。给独生女儿买的第一辆车就是保时捷，用程先生的话说，这样，哪个小子想追我女儿，就得掂量掂量自己的份量。他的女儿是斯坦弗毕业，女婿是哈弗毕业，在一家知名的投资基金当投资经理。这两个年轻人都能说熟练的中文，女儿美丽活泼，女婿风度翩翩，待人谦逊有礼。前年，他一掷千金，在北加州纳帕溪谷包了个城堡，为女儿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婚礼上女儿女婿的朋友，都是名校毕业，有律师、有医生、有基金公司经理，是年轻人中的精英。我们一家参加了那次婚礼，宾客大约有三百人，场面之豪华，是一般美国中产阶层办不到的。程先生在婚礼上的讲话很实在，他说：我们当年来到美国，什么都没有。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的美国梦实现了。能给女儿办这样的婚礼，作为中国人，我感到非常自豪。看着来宾中白人客人艳羡的眼神，我不禁想，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就是这样一点点树立起来的。这些海外成功的华人，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程先生的儿女亲家的经历也很有意思。他是51年从深圳到香港，后来搭船偷渡到旧金山。上得岸来，到了一家餐馆打工，老板看小伙子聪明勤快又能吃苦，就把女儿嫁给了他，把餐馆交给他们打理。后来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好，搬到了东部，又开了好几家分店，现在是当地华人商会的主席，在当地的商界很有影响力。

      更多的朋友是做普通白领的，他们没有那样豪华的大房子，过着平实的日子。  

      毓芳和她先生是90年代初来到美国的，他们在国内工作过两年，然后来到美国，在医学院读博士。有了孩子后，毓芳辞去了医院实验室的工作，在家里做起了全职主妇，照顾两个孩子，打理家务。她很能干，家里家外一把抓，花园都是自己打理，还种了草莓、枇杷，是绝对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她的先生是我们这里一家大医院麻醉科的医生。她家的房子是独栋的两层住房，三百平米，屋外有个小小的花园。这种房子是此地多数中产阶级的住房，由建筑商统一设计建造，各幢房子间的房间距都不算大，大约有十米。尔湾的房价高，这样一所房子要70万美元。她家的家具都普普通通，颜色款式各不相同，可以看出是在不同时期置办的。住房按揭已经还清，善于理财的毓芳没有把钱花在更新家具上，而是趁着房价走低，在我们临近的另一个小城靠大学附近花三十万美元又买了一幢独栋二层的房子，大约有两百平米，楼上两间卧室，楼下是餐厅客厅，已经租给大学的一个老师。

      我的另一位朋友安的房子是连体屋（就是国内所说的双拼别墅），也是上下两层，三百多平米，屋后是花园，虽不太大，但花木扶疏，有烧烤台，还有个露天的JACUZZI按摩池。因为地段好，房价要近100万美元，还在付按揭。安和她先生都是公司的白领，是90年代末来美国的。两边老人都有绿卡，轮流来帮他们管家、照顾两个孩子，所以他们夫妇都可以出去工作。他们是去年搬到这个新家的，客厅里新买了一些家俱。先生开的是一辆新款宝马SUV，安是一辆本田的VAN。两个孩子大的小学五年级，小的一年级，能听最懂基本的日常中文，但讲不好。她家和许多美国华人家庭一样，父母对子女讲中文，子女能听懂，但对父母却只肯讲英文。安一家是虔诚的基督徒。听她的母亲告诉我，三年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安失业了，她们夫妇的压力很大。这时，教会的朋友给了他们一家很多帮助，还帮安找到了工作。在教会，安一家感受到了关心和安慰，此后，他们一家成了虔诚的基督徒。在他们的身上，我能感觉到基督徒对朋友的关心、体贴和容让。

       朋友小枫是今年春天移民来美国的，还没有看到合适的房子，暂时租住在离UCI（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不远的公寓里。她带着十五岁的儿子，租的是两个卧室两个卫生间一套的公寓。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儿子的同学家长来问她愿不愿把房间分租出一间，因为有位国内来UCI的访问学者想找个住的地方。这位访问学者也是个女士，本来租住在另一户华人家。这家人自己买的是三个卧室的房子，有两个年龄不大的孩子。为赚些钱，这家人把其中两间都租了出去，自己一家四口人挤住在一些卧室里。现在，她觉得太挤，想另找个地方。小枫听了目瞪口呆，想不到还有这样生活状态的人。这使我想起去年我见过的一对三十多岁的华人夫妇，先生失业，还好太太在上班，有两个小孩子，一家四口也只是租了一间卧室的公寓。

      另一位台湾来的妈妈，买了一套小小的二手房，地段不太好，房子也旧，所以只要46万。她先生在天津开着一家汽车配件厂，平时总在天津，一年回来两趟，另外还要安排时间去台湾看自己的父母。她和两个孩子有三年没有回过台湾或去天津，因为她说三个人的机票太贵了。这位台湾妈妈很节俭也很能干，她家的地板都是她买来油漆自己刷的。她家的家具甚至电饭锅、餐具都是在车库销售（美国人家自己不用的旧货，可以在自己家的车库卖，很便宜）中买的。哪里有便宜打折的商品信息，她会非常留意。她家的房子有三个卧室，他们一家四口住两间，另一间也是租出去的。

      我还遇到一些做蓝领的华人，接触不深，但能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更是不同。

      去年我从公寓搬到新家，请了一家华人搬家公司。两个工人都来美国十多年了，不知他们以前在大陆是做什么的。他们看了我的房子，说：“太太你真是好命啊，住在这么好的地方。你没去过那些华人多的城市那里的华人社区，整个就是脏乱差。”新房装修时有个工人姓房，三十出头，东北人，来美国十年了，有个八岁的儿子。他一边帮我安灯泡，一边说：“你们家这么多灯，得花多少电钱啊！我住在一室一厅的公寓，每月电费要15美元，我还觉得太多呢。我在这里主要是为了儿子，当然自己也长点见识，但早晚我要回中国的。”他还告诉我，他是亲属团聚来美国的，她妈妈原来是练****功的，申请政治庇护来的美国。还有一位司机，五十多岁吧，我们每次回中国或返回美国，都是请他接机。80年代时，他是天津青年足球队的球员，据说还进了国家青年队，后来当了足球裁判，同时由南方向北方倒衣服，很赚了些钱。他的姥爷是国民党，由台湾到了美国，90年代初，他到美国看姥爷，由此留了下来，开始打黑工。熬到有了身份，把太太女儿接了来。女儿来时都十八岁了，英语不好，根本无法适应，上了两年社区大学，又回到了天津，找了工作，决定在国内扎根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旅行社开车，很辛苦，但也不可能再找到更好的工作。他说很后悔当年留在美国，如果不留下来，他怅惘地说：“一定比现在过得好。”用他的话说，他当年的队友、裁判时的同事都混得不错，但他无法回去了。“回去，当年的关系全不灵了，也干不成什么了。我来美国的唯一好处就是又生了个小儿子。”谈到儿子，他才高兴起来。

      这些做体力工作的华人，有的来自大陆，有的来自台湾。他们多数生活在华人多的城市，如圣盖博、阿凯迪亚、蒙市、罗兰岗，而且是住在那里的华人社区。这些城市有相当大的华人商业区，其中餐馆、超市、诊所、发廊、保险公司、房地产中介、音像店、旅馆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通用的语言是中文。在那里，不会英文在生活上不会有一点问题。结果，不少人来美国十年，工作生活都主要在华人圈里打转，只能说最基本的日常英语。但他们对子女的教育还是很重视，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